中转地煤价格维持在平稳阶段

基于目前整个经济形势，企业需要保证充裕的现金流，现金流不仅是财务意义上的现金流，还有通过发债、并购等形式可以融到的资金。

相比早些时候，近几个月质押的股权数量增长，但市值减少，原因在于股价的持续下跌（附图）。总之，当前影响经济未来走势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经济体系自身的问题，尤其是金融领域的体制性问题。

如今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是必须去除大量的低质量金融资产——类似于癌症细胞，靠减少贷款、控制社会融资总量的办法绝不是治本之策，必须靶向治疗，解决问题之本。中美贸易摩擦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它将影响中国短期内的对外出口格局以及中长期的产业升级路线。中国的杠杆率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高低问题，关键是质量和透明度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杠杆率本身并不算高，目前非金融部门负债约为GDP的2.6倍，与美国相近，低于日本的3.6倍，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2倍以上、日本的1.5倍左右。今年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大量上市公司股东拿自己的股权去质押融资，这固然与其加杠杆再投资有关，但也不乏为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或担保等纾困用途。

这家公司可以比照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开发机构的运作方式，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担保下，从资本市场上大规模、低成本融资，目前来看，十年期国债的年化利率在3.5%左右，远低于地方政府从市场上融资的利率。第二，必须要对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进行根本性的、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的有效管理。其实大家从几个方面可以得到印证，在过去的一年，出行的人数，过去一年商务舱、一等舱飞机、高铁的订座，过去一年酒店业、餐饮业的平稳，在很大程度上是说明了过去一年中国整体的商务活动还是在平稳地进行中。

第三，世界的版图在变。这是第一个因素，甚至是一个惯性，上半年这2500亿一定还会表现出来。事实已经表明，2018年，中国经济最终还能够维持一个6.5%到6.6%左右的增长。从国际上来看，三个见顶似乎在进一步明晰。

也就是2010年以来，这样一个以传统产业需要转型升级所带来的经济大调整可能接近尾声，一个以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为特征的经济运行的新周期，似乎在逐步地酝酿之中现在，又加上了松货币政策的意图传递到松信用、松信贷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内在的信贷需求在减弱，即宏观的调控能力在减弱。

这个奇迹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从需求因素看，中国已经是一个第二大世界消费大国，中产阶层有3亿人口，并还在扩展，说明有大量的消费需求。基于对上述概念认识的基础，我认为我不是经济学家，起码不是纯理论经济学家。我们知道彼岸是什么，但是从此岸到彼岸不是简单的事，并不是彼岸的事今天都能做。

当然讲的过程中间会涉及、表露自己对当前一些经济问题的观点。为此，上周的发言我提出了9条短期稳预期的措施。但是经过一段实践，发现很多问题后提出，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这是件好事，大家都在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改革开放。

对于融资难问题，央行其实是放松了银根。前一阵子，银保监会主席提出了要125要求，其中要求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比例三年后要达到50%。

这是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但是大家知道，银保监会主席这么说了，内部对银行体系的要求是很严的。

三、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 马云最近在浙商上海论坛上讲：90%的人在埋怨宏观经济，但是90%倒下去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无关。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制度，很可能由于受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因素影响，同样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落实。但长期是由短期连接起来的。我还记得马云还曾讲过很多很精彩的话，譬如：企业家不能完全听信经济学家的。我认为，2018年的经济工作，第一个维度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化，稳定经济增长，第二个维度就是慢慢释放风险，同时守住风险底线，简单讲全部经济工作就是要抓好稳增长和防风险这一主要矛盾。实际上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后，要求你不能乱用，你必须反过来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告诉你，你拿了我的贷款，必须买某个地方发的理财产品，当然利率肯定是高于3.5%。

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么大，全国的GDP到2018年要达88万亿，快90万亿了。中央也提出形势更加严峻。

这么大的国家，由14亿人口的吃穿住行构成的、各行各业近三千万家企业，不要说朝阳产业，就算是夕阳产业，你只要在是同行中做好小宏观，有明显的竞争力，照样可以赚钱，不用太在乎我们讲的那些东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好点子。

但搞中国的现实政策研究，最忌讳的是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标、比例、数据，简单地套用到中国。但是我感觉也有必要在社会上宣传一下我的观点，也许这个观点很多人也都赞同，就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之间是有差异的。

三大攻坚战我简单讲，一是防污染，二是脱贫，三是防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是高度的重视，提法是史无前例的。到年底的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中央又一次明确地指出，防控重大风险，就是防控金融风险。14亿人口，连续40年，年均9.5%的GDP增长，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现在，全国有很多智库，各个高校也有智库，都在从事经济政策的研究。马云还讲我们公司做的最好的时候，是我关心世界的时候，当我关心我们自己，公司的形势就好起来。

但是微观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小宏观，微观不能讲的太抽象，必须要具体。大家的判断无非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形势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经济下行压力更大。

但是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在下降，怎么松？松多少？松不到位意味着什么？松过头了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分寸怎么掌握？具体如何看M2、信贷、社会融资总量这三项指标？又如何处理好这些指标与汇率、外储的关系？ 2，面对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动力不足，房地产投资又不敢轻易放松，那么补公共产品的投资短板，是当前稳经济的重要良策。（夏斌在2019年1月12日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第二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进入 夏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政策 。

这两大差距决定了中国还有很大的内需市场。十九大报告之后其实很多媒体没有清楚解读。现在的关键是短期有问题。当然经济学界有动态演化理论，但这个又不被主流所承认。

第二是脱贫，3000万人贫困问题要解决，也会涉及到资金，但严格讲，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是社会学的问题。而且消费在升级，到日本买马桶盖、体检消费等等，说明中国的消费潜力又很大。

以及由于改革的迟缓，产权保护的不足，民营资本没有安全感，即微观的活力明显不足。经济政策指什么？是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经济秩序作出的制度约束，即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但是同时中国又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危和机同生并存的时期。这样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是政策制定错了？还是说执行中的问题？ 由此启发我们，中国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既讲市场机制又讲行政干预机制，两者的最佳搭配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需要另外有什么样的制度做补充等等，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